文学翻译:一场无止境的抵达

陈丽萍/温

晚清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的文体走向和视角转换受到翻译活动的影响和贡献。然而,长期以来,“文学翻译”由于态度暧昧而陷入各种话语之中,难以独立存在。

西班牙哲学家加塞曾说过,“译者是反面”。《翻译与语境》一书的作者单德兴进一步解释了“逆向论者”的反叛:“翻译既包括面向时间的跨界,也包括面向空间的跨界:寻源与创新、回顾与前瞻、阅读与传播,而负责这一切的关键人物是译者。作为复制者的译者,当他代表/复制原作(复制者)时,他实际上代表/复制了他自己”。译者本身已经承诺成为文学(再)创作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原作者的附属品。然而,与原作者相比,幕后“隐形”的译者往往更容易被读者遗忘,很难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

致力于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学者黄宏,一直愿意成为文学翻译悖论艺术中的“苦口婆心的译者”。在她看来,翻译中的“不可能性”往往带来更多的挑战和诗意,“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确认我们的家乡在另一个国家的样子,我们需要其他地方的生活来确认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和我们已经做出的选择。”

采访

Q =经济观察家

答案=黄宏

杜拉斯与中国文学

问:你在法国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杜拉斯和亚洲的起源。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主题?

我对杜拉斯的兴趣始于1997年夏天。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孟徐俊教授推荐和袁筱一一起为丽江出版社翻译《杜拉斯小丛书》中的《外面的世界》。也许是在“外部世界”中,我看到了杜拉斯的许多触角。在写作、音乐、戏剧、电影,甚至鲜花、服装和烹饪方面,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想法。也许是她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和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反抗态度吸引了我。自然,从那以后,她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一直是她的话题。

问:在中国,人们对杜拉斯的理解主要来源于她的小说《情人》。杜拉斯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它们是什么时候被推荐到中国的?它们是如何影响当时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的?

答:《情人》不是杜拉斯第一部引入中国的作品。她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80年汪道干的《秦生苏茹》。当时,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刚刚开始恢复。随着杜拉斯的出现,阿兰·罗布·格里尔、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和克劳德·西蒙等新小说家的作品被引入中国。

如果我们从比较文学和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看,杜拉斯被引入中国并非偶然。王道乾1986年翻译的《广岛之恋》与当时中国的文学潮流是一致的。《广岛之恋》的主题和风格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伤痕文学”有很多默契,触及了中国人过去不敢触及的禁忌性领域。当时,该书翻译序言的标题是“超越规范的创伤性爱情——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爱”。杜拉斯作品中的情感和立场不是“营地导向的”。她关心人民,关心人民的城市,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关心在盲目的战争破坏力量面前,人类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她表现出一种泛人类的忧虑,因此对当时的中国文学影响仍然很大。但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很快就过时了。最打动中国读者的是这位作家自己的传奇,她的生活和爱情,这些都是有争议的。她的写作风格女性化,敏感,充满强烈的自传色彩。

1984年,《情人》获得贡院奖,这也提升了杜拉斯在中国的知名度。两年内,六个中文版本的《情人》出版了:三个在1985年,三个在1986年,在中国创造了一个“杜拉斯现象”。20世纪30年代,女性作家在西贡将“情人”的身份设定为富有英俊的中国男性,这无疑极大地膨胀了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男性读者的虚荣心。1999年和2000年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杜拉斯年”。两年内,约有30部杜拉斯的作品和传记以及关于她的研究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杜拉斯已经成为一个神话,甚至在他有时间去测试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当代作家。女权主义者视她为(女性)性解放的旗帜,而社会学家视她为时尚和习俗变化的敏感指标。

问:在你之前的研究文章中,你也提到了杜拉斯对王小波写作的影响。这两位完全不同的东西方作家之间的文学联系是什么?

答:用学者吴丛菊的话说,“杜拉斯对王小波的影响有“观念”的含义,但更多的是“技术”。用王小波自己的话说:“我尊重杜拉斯...作为我的老师”。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和多次采访中,不止一次将杜拉斯视为自己重要的学习来源之一,并从他的语言、风格和创作主题中汲取了教训。《情人》是王小波现代小说的理想典范,是他自己的创作理想和当代中篇小说的完美作品。

如果王小波没有英年早逝,我想他会像杜拉斯一样在电影领域探索更丰富的表达方式,也许他会以一种“电影写作”的方式回到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中。

现代性与法国当代文学

问:菲利普·福勒斯特(Philippe Forrest)(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文学理论家)曾在南京大学法语系担任客座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设“当代法国小说研究”课程。你能解释他对“文学现代性”概念的看法吗?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在17世纪的法国,“现代”最初是作为古典的对立面出现的,并卷入了古今之争。然而,“现代”自诞生以来就充满了歧义和歧义。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是转向过去还是走向未来一直是一场为自封的“现代”文学而进行的斗争。从高喊“必须绝对现代”的波德莱尔、劳流蒙特伯爵、兰博,到20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或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先锋派,文学中的现代性概念一直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摇摆不定。

现代性有它的悖论:它不是不可改变的,它总是相对的,它包含着未来的可能性。此外,现代意识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总是转向不久的将来,不断地促进新的美;另一方面,它无情地逃离了现在,为同一个美人的死亡而遗憾。现代性总是包含一种逻辑失衡,正是这种失衡推动了现代性的前进。

现代性的模糊性也反映了现代社会本身的不确定性。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文学界出现了一种对现代性的冷漠。与先锋队的决裂既可以表现为后向现代化,也可以表现为前向现代化。例如,罗兰·巴特曾经写道:“突然之间,它是否现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同样,菲利普·索勒已经在探索先锋危机。此外,还有一种摆脱现代主义乌托邦的愿望。现代生活应该是觉醒的目标。小说可以连接欧洲最遥远的起源神话。文学创作和艺术体验跨越时代。结果,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出现在文坛,牢牢地摆脱了线性和目的论的时间概念。今天,前卫的概念再次受到非常年轻一代作家的青睐,这也证明了“世纪末”的情感和写作范式正在让位于“世纪初”的新精神。

简而言之,正如福里斯特所说,文学在当下的意义在于将过去和“相对思考”联系在一起。

问: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比,英国的布克国际文学奖、美国的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似乎不太受欢迎。为什么?这与中国公众整体的阅读偏好和水平有关吗?

答:以前的奖项更具全球性,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至少在英语世界,因此候选人将拥有更广泛的作家范围,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全球关注。贡院文学奖更像是法国文学奖。虽然多年来法国文学的概念逐渐被更广泛的法国文学的概念所取代,但它毕竟还没有成为国际(或世界级)文学奖。此外,法国文学,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小说和先锋文学的冲击下,实际上对读者的阅读构成了相当严峻的挑战。即使法国(纯)文学有大众化的趋势,但总的来说,它仍然属于具有阅读门槛的“难读”文学。然而,用读者的数量来判断一部作品的质量是没有意义的。文学经典中有许多书“不容易阅读”和同时代人“满嘴脏话”。

法国女权主义与女性写作

问:法国女权主义学者安托瓦内特·福克对《性别》的翻译今年在中国出版。波伏娃和安托瓦内特·福克都是20世纪7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的代表。他们所代表的女权主义理论有哪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答:事实上,福克书的标题表达了她的女权主义主张,即所有人生来都是“两性的”,而不是一种性别。她与波伏娃的《第二性》所倡导的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持有不同的观点。波伏娃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本质上并不是异类。女性的异质性或他性完全是由社会建构的。这个想法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主流。福克和他的“精神分析和政治”小组是少数。福克尔认为,所谓的普遍主义根植于西方传统的一神论,追求“一”必然会抹杀多元主义。“一”的背后是对非一的专制和压迫。作为一名知识女性,福克从自己的生殖经历和家庭生活出发,去发现和思考普通人视而不见的巨大而深刻的性别问题。他还从精神分析、生物学和其他科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女性的角色,并用确凿的科学证据证实并重新定义了“女性”。她反对对男性根(阴茎)的崇拜,并在学术上提出了“女性(子宫)性欲”的存在。她试图继续深入研究从弗洛伊德到雅克·拉康的“生殖腺”,并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就精神分析和政治考虑而言,她全面研究了“厌女症”,认为女性想要孩子的愿望是最原始和最基本的创造力,可以与男性相比。

任何理论都是当时社会形势的产物。波伏娃的普世主义确实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提高了妇女的法律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妇女由于其性别属性仍然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和障碍。因此,以福克尔为代表的平等派在此时成立,旨在通过增加女议员的比例和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弱势地位来提高妇女的政治话语权。上世纪末,法国选举中的性别配额制度被写入法律。无论是平等学校还是平等学校,在争取两性平等和创造和谐未来的道路上,事实上也是如此。

问:在《关于“中国经历”的祛魅写作——以波伏娃和克里斯蒂娃为例》一文中,你讨论了波伏娃和克里斯蒂娃1955年和1974年的中国之旅。作为当时的法国女性知识分子和学者,她们试图从“中国经验”中找到通向乌托邦的“中国之路”,但最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可以说中西妇女解放的短暂接触以某种失败告终吗?

答:不能简单地断定西方(法国女性)知识分子试图了解东方(中国)失败了。醒悟不一定是件坏事。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过于理想化的新中国愿景可能是盲目和危险的。“结界”或“祛魅”或“结界”后的“祛魅”?虽然女权主义的两位先驱波伏娃和克里斯特瓦在中国之旅后迅速转移了注意力,对大西洋彼岸的政治和社会图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波伏娃和克里斯特瓦的“中国经历”已经见证了他们对与他人相遇的好奇和渴望,并试图戳穿相异与相异的密封球。因为这种尝试可能提供一个新的突破和机会来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他们的问题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他们的思想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思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思主体意识,了解中国女性独特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状况,以及她们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问:你在《法国女权运动的过去和现在》中提到,法国作家埃琳娜·西苏(Elena Sisu)在1975年出版的《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了另一条女性斗争的道路:女性写作。在你阅读许多法国女作家时,你认为女性写作对女权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是什么?

答:我想用西苏1969年救伤直升机获奖作品《德丹斯》(dedans)中的两句话来谈谈写作(女性写作)的重要性:“人们必须保护活人和死人,因为死人也可以被杀死,他们可以被消灭,他们可以被无限期地消灭。人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通过写作或任何等同于写作的工作来“帮助已经逝去的一切”写作是一个生命和救赎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跟随生活,延伸生活,倾听生活,回忆生活。写作是一个人们一刻也不会放弃对生活的沉思的问题。"

女性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书写的地位。一旦他们拿起笔,文字往往就变成了她自己。生活和艺术之间几乎没有距离,艺术被体验为一种生活,或者生活被体验为一种艺术,“她就是文本”。经历注定是痛苦的。历史的沉淀要求妇女解放付出太多的代价。西苏谈到她的创作时说:“对我来说,写作的故事,就像生活的故事一样,似乎总是从地狱、自我的地狱、我们内心原始而遥远的混乱、我们年轻时与黑暗势力斗争以及我们成长的地方开始。”

20世纪末,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女性文学作品被压制后,在生成中闪耀着光芒。但是写作的自由和平等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吗?对于写作中的犹豫不决和阅读中的模糊含义,仍然有很多深层次的担忧。书写的历史中没有女性,所以女性决定自己书写历史。一旦女性参与了历史的书写,“在空白的空间,在寂静的地方”的文本必须有一个新的解释。

法国文学翻译的历程与担忧

问:你写了一篇文章《回顾与反思:20世纪法国文学在新中国的翻译与介绍》。法语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引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吗?

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文学”图书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严格地说,法国(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引进始于1898年。大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由林纾和王守昌联合翻译,在尹素书店出版,书名为《巴黎茶花女》。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在过去的100年里经历了三次高潮: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时期。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复兴,主要是引进当代法国作品,翻译、出版和文化交流形式更加多样化。前两次高潮具有连续性,而第三次经历了长时间的休眠和阵痛。

如果把视线缩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过程可以概括为:前半部分是“当文学遇到政治时”,后半部分是“当文学走出政治时”。在文学“非政治化”的背景下,如何审视、翻译、接受和评价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不再仅仅是语言转换生成层面的问题,而是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异质文化碰撞和融合的问题。它想要表现的是回归“文本”和“人文主义”的文化属性。

问:在你以前关于文学翻译的文章中,你也谈到了老一代的译者,如梁戴宗、梁实秋、施蛰存和鲁迅。在翻译外国文学的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和中国从古典向白话过渡的新文化运动。然而,你认为许多译者降低了自己的地位,认为译者不如创造者吗?译者地位和翻译难度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答:就法国文学翻译而言,中国目前不缺乏一支优秀的法语翻译团队。然而,大多数老一代的译者不再适合日常工作翻译。几乎所有杰出的中青年翻译都有自己的工作。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里,翻译不被视为科学研究和教学成果。出版社付给翻译的报酬跟不上时代。因此,许多译者不能继续或停止从事文学翻译的思考。然而,出于工作评估、项目申报或非常实际的经济考虑,译者本身也会发现翻译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甚至容易在网上被责骂)。这自然会使整个社会忽视翻译的艰苦工作。大多数仍从事文学翻译的优秀翻译家都是出于对文学本身的热爱。我经常自嘲自己是一个喜欢它的“痛苦的翻译”。

问:你也提到老一代译者对年轻译者的批评:语言冗长,而老一代译者往往对古代汉语掌握得很好,他们的语言也更简洁明了。文学素养的缺乏会影响文学翻译水平吗?

答:由于媒体时代和快餐文化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语言水平,写作和出版(出版)的门槛越来越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学和语言平庸的时代。然而,以文字为生命的作家和翻译家应该追求语言和风格。因为即使我们摔倒了,廉文学摔倒了,我们在哪里能找到诗意的住所?古文能力是语言训练的一个方面。总之,对于一个人来说,发展他的语言和风格,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阅读更多的经典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懂一门外语也很重要,因为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攻击玉。

问: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包括在科学研究中。法国的情况如何?翻译和文学研究应该是什么关系?

答:法国也有对科学研究的评估,但它并不像国内那样制度化,也没有听说过像“要么接受要么离开”这样给“青椒”(年轻大学教师的简称)带来巨大压力的政策。因此,总的感觉是,法国大学的教师相对稳定,都是根据自己的科研兴趣和速度学习,而没有“输出”的焦虑。应该说,没有如此明确的量化指标。同行评价比各种论文和项目的数量更重要。总的来说,人们更加关注“质量”方面的考虑。在法国,我不确定翻译是否是结果,但他们仍然更重视文学翻译和社会科学学术翻译。我曾经说过,对于从事外国文学的大学教师来说,教学、翻译和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共生互利的关系,就像三朵花一样,教学是荷叶,荷花和莲蓬是科学研究,而莲藕埋在淤泥中却给花和叶提供养分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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